20世纪的中国档案学界，曾有四大发现震动了世界：北京故宫内阁大库的档案、河南安阳的甲骨文档案、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经卷档案以及居延汉简。其中，最为人知且意义深远的，莫过于河南安阳的甲骨文档案。但这一文字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，作为一个失落文明的产物，它是如何被解读的？又为后世提供了哪些珍贵的历史信息？ 《淮南子》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：昔者仓颉作书，而天雨粟，鬼夜哭。传说在文字的发明之际，天降谷雨，鬼怪在夜间哭泣。唐代学者张彦远解释道：造化不能藏其秘，故天雨粟；灵怪不能遁其形，故鬼夜哭。意思是，一旦人类掌握了文字，世间的所有秘密都无法再隐匿。而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则提出，人类历史可划分为蒙昧时代、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，文明时代的开端，便是标音字母的发明与文献的使用。可见，文字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性，显而易见。 然而，我们现在所能接触到的文献，多数来自战国至秦汉时期，真正关于上古三代的文字资料，却非常稀缺。尽管《尚书》中有周人提到有殷先人，有典有册，可见商朝时便已有简册记录事务，但竹简作为文字载体的脆弱性，导致最早的竹简实物只能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，早期的西周与春秋的竹简早已不存，更不用提更古老的商代文字了。 除了竹简和纸张，还有许多适合保存的文字载体，如青铜器。如今，提到最早的文字，人们常说是商代的甲骨文，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。因为商代同样有在青铜器上刻写的金文，甚至还有陶、石、玉、骨、角等材料上的文字。比如著名的司母戊鼎，便因司母戊三个字得名；而金文，相比甲骨文，其规范性甚至更强。商代的金文在宋朝就已被发现，张抡在《绍兴内府古器评》中提到一件祖辛尊，他认为这应为商王祖辛的物品。 尽管如此，20世纪以前，能够确定属于商代的文字资料依然稀少，也没有足够的文字资料来完整反映商朝的文明，这使得商朝的历史在许多方面依然扑朔迷离。直到1921年，胡适先生在《研究国故的方法》一书中，仍然认为东周以前的历史，无法凭一字可信；当然，胡适指的是历史文献的真实性，而非历史的本体。然而，随着甲骨文的发现与逐步解读，那个风中飘渺的商朝王朝，渐渐在历史的画卷中得以清晰呈现，历史文献的可靠性，也得到了验证。追溯这一切，最早的契机要追溯到1899年。 那一年，山东潍县的古董商人范维卿从河南安阳小屯村收购了一批龙骨，他将这些物品带到京城，请当时担任清朝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鉴定。王懿荣是一位金石学大师，《清史稿》称他泛涉书史，嗜金石，具有敏锐的学术眼光，他很快察觉到这些龙骨上刻的符号，极像是一种古代文字。于是，他开始大量收购这些龙骨。然而，在庚子之变中，王懿荣壮烈牺牲，但他对甲骨文的关注与搜集工作，使他成为了甲骨文的开创者。1901年，刘鹗从王懿荣家购得了大量龙骨，并经过两年的整理与研究，于1903年发表了甲骨文的第一部专著——《铁云藏龟》。刘鹗在自序中明确指出，这些符号是殷人刀笔文字，并成功释读了40多个单字，其中34个字在今天看来仍是准确的。尽管刘鹗的释读方法多来自他的金石学修养，并没有深入的理论支撑，但他为甲骨文的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，使龙骨这一重要文物资料广为人知。
展开剩余28%被认为系统性地解读甲骨文的第一人是孙诒让。孙诒让自称蒙治古文大篆之学四十年，对古文字有着深厚的造诣。1904年，他阅读了刘鹗的《铁云藏龟》后，经过两个月的深入研究，发现这些甲骨文与金文有许多相似之处，特别是篆字和形声字较多。于是，他开始对甲骨文进行系统分类和释读，提出了十个分类领域，包括日月、卜辞、卜事、鬼神、官职、方国、礼仪等，这也成为了甲骨文考释的第一次系统性探索。次年，孙诒让又出版了《名原》，其中详细描述了他对甲骨文的分析方法，并在字形和偏旁部首的比较基础上，成功解读了185个字。这一方法的提出，为后来的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。 在孙诒让之后，甲骨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，甲骨四堂应运而生。唐兰称雪堂（罗振玉）导夫先路，观堂（王国维）继以考史，彦堂（董作宾）区其时代，鼎堂（郭沫若）发其辞例，他们的贡献将甲骨文的释读和研究推向了巅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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